●诗不仅在火，还在于盗火者的“盗”和火焰的燃烧；变化中的不变，与不变中的永恒变迁。
1941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小镇萨龙·德·普鲁旺斯，一位身穿黑衣裙的少女正独自散步，虽然空气中依然飘浮着硝烟的气息，但黄昏毕竟是美好的，尤其是在阳春三月，对一个17岁的少女来说。正当她沉醉于故乡的春风时，从身后的白色尖顶的教堂里，走出一位陌生的法国飞行员，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递给女孩两首诗，《爱情》和《友谊》，诗页上还画着一架战斗机。女孩打开看时，他已经走远，他上了前线，与法兰西作战，从此杳无音讯。
转眼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那位在黄昏中漫步的少女已进入暮年。岁月沧桑，往事不堪回首，然而在任何时候，只要一提起那位陌生的飞行员，只要重读他的两首诗，老人的眼中便闪现出少女时代的幸福光彩。是的，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位飞行员，也从未有过他的任何消息；也许他早已牺牲在前线，也许他正隐居在海角天边。谁知道呢？
值得庆幸的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北京，我偶尔遇见了这位老妇人的孙女瓦莱莉女士，这位楚楚动人的法国姑娘说起她祖母的这段传奇故事就像讲诉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也说起“爱情”和“友谊”。最后，她慷慨地将这两首诗拿给我看，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将它们翻译出来，与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分享。令人欣喜的是，我的这一想法不仅得到瓦莱莉女士的同意和支持，还得到了她祖母的赞许。
就这样我一口气译完了这两首诗，然而译完之后意犹未尽。这两首诗和诗中所隐含的浪漫故事使我想起法兰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迷人的艺术气质：的确，这个民族即便在遭受苦难和蹂躏时，也从未放弃对美好生命和艺术的追求。这不是某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人类因为有了这个民族而变得更美、更有味道。这样一想，我决定再译一些优秀的法兰西诗篇———将我所读到，我认为较有代表性的现代诗歌和散文诗精选一小部分，译出来献给我热爱诗歌的朋友们。
照这个想法，我断断续续地译了两三年，考虑到种种因素，这里我重点选译了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诗歌。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附上了作者及其作品简介，这里再作一点简要说明：
在19世纪后半期，法国诗坛出现了一位光彩照人的“通灵者”，他的名字叫阿尔蒂尔·韩波（ArthurRimbaud1854－1891），他曾说过：“诗人是盗火者。”我想，火是一种诗歌精神。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出现了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这位先知先觉者用一根茴香枝，从天路上行驶的太阳车上盗得火种，传给黑暗的人间，从此，人类就有了火。火在人类，如光明、温暖和自由的精神在人类一样，代代相传。
从文化精神上说，“火”是欧洲文明的源头之一，从古希腊传遍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化为“人性”，冲破了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在18世纪，它又化成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的“理性的光明”；直到1789年，这把火真正烧毁了巴士底狱和整个封建王朝，给全世界带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伟大精神。而到了19世纪，这火种传到卡尔·马克思手中，便成为“共产主义的幽灵”；传到尼采手中，又成了“超人”的幻影。在19世纪后半期，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又将这火种引入美学领域，火成了亵渎传统美学观念的“恶”，“恶之花”在法国诗坛上盛开，一度改变了诗歌的季节。
1886年法国诗人让·莫雷亚斯（JeanMoreas1856－1910）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宣言》，宣称“浪漫主义，在其喧闹地敲响了所有反抗的钟声，经历了沸腾的、战斗的与荣光四射的年代之后，便失去了它的力量与魅力，丧失了大胆、英勇的气概，进入正统的行列，成为满怀疑惑、通情达理的学派。”而象征主义作为“教诲、朗读技巧、不真实的感受力和客观描述的敌人”从此诞生。这个《文学宣言》日后被人们称为“象征主义宣言”。一段时期内，象征主义诗歌在法国辉煌一时，并影响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通灵者”韩波发明了“文字炼金术”，创造出了“新的花、新的星、新的肉和新的语言”；流浪诗人魏尔伦将音乐注入文字的诗，成为现代语词学的创始人；“天使”马拉美在诗中创作出一个个“谜团”；而智者瓦莱里的缪斯如“不朽的姐妹”，“一半燃烧，一半冷却”———智性与感性在他的诗中完美地结合。……
但无可否认，象征主义诗歌最终又陷入了自身设置的“谜团”而作茧作缚。如果将莫雷亚斯的《文学宣言》中的“浪漫主义”一词换成“象征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现在看来，也未尝不可。的确，诗歌史上的许多流派，在经历了反抗的与“荣光四射”的年代之后，几乎都进入了正统行列，而丧失了原先的活力；就像火焰燃烧，最终化为灰烬。然而，它又点燃了别的什么———
在象征主义诗潮尚未退去时，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PaulEluard1895－1952）便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愿真诚的力量回到我们身边”，那些“精雕细刻”“让人难受的语言只适于饶舌者，它已像我们同胞额上的花冠一样衰朽，删除它，改变它，使之成为一种真实的语言，一种我们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语言。”他的话和他的诗有如连绵不绝的阴雨天里突然吹来的一阵清风，亮丽的劲风，一扫世纪末的灰暗情绪，而取而代之的，是朝气蓬勃、清新纯洁的自然与生命———
使白雪溶化
让芳草生花
那解脱的太阳
阳光下，我们听见：
长笛和小提琴
清歌一曲
扬起两颗心
那海上的鸥群
在爽朗的清风中呼吸，人们又认识了超现实主义。布勒东、阿拉贡、阿波利奈尔、苏波这些名字早已为法国人所熟悉，而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也许他们还是“半熟”的朋友，因为他们的作品有很多还没有译成中文，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战斗生涯和“无边的现实主义”精神还没有被多数中国读者或诗人领会，否则也不至于到如今还有许多“现代派诗人”仍在云里雾里徘徊，在病态的情绪中流连忘返。他们都在谈论语言，其实语言如同花叶，要使花繁叶茂，只有往根上浇水。换句话说，仅从语言来解决语言问题，只能使原先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对生命和世界没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现实与历史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新的感知，要想创造出新的语言，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这样只能是使语言变得矫揉造作，好比一只涂脂抹粉的脸，而诗歌需要健康的血色，它只能来自健康的心灵与健康的身躯。
“诗人是盗火者”，读诗可以获得温暖与光明。可是我想，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体会诗的真谛。诗不仅在火，还在于盗火者的“盗”和火焰的燃烧；变化中的不变，与不变中的永恒变迁。也许这就是道与逻各斯（Logos）。
篇幅所限，这里我们不能讨论哲学。简而言之，诗既是有形的文字，也是无形的精灵；它跳动于字里行间，既在文字之内，又在文字之外。正是这些精灵使人类有可能超越语言的界限，彼此心有灵犀。也正是出于这份心愿，出于“友谊”和“爱情”，我向您献上我的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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